当北京女足主教练于允看到从法国归来的队员王妍雯时，第一感觉是她有了一定的进步：“比以前强壮，身体对抗也提高了。”

王妍雯这次从法国回来，是为了代表北京征战全运会女足成年组的资格赛。虽然她本赛季代表法甲第戎女足打了不少比赛，也在留洋过程中受益匪浅，但只要全运会到来，她就必须义无反顾地回来。

事实上，为了全运会而回国的女足留洋球员不止她一个。效力于伦敦城雌狮的沈梦雨、效力于拉齐奥的杨莉娜、效力于西汉姆联的李梦雯……这些女足国脚都出现在了近期举行的全运会女足成年组资格赛名单里。

对一些外国人来说，这种“国家级的奥运会”他们闻所未闻，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全运会会影响到球员在职业俱乐部的比赛。对许多长期关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球迷来说，全运会足球的形象也很负面。在他们看来，这项赛事影响到了球员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对职业足球也是一种伤害。

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全运会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金钱和保障：全运会对球员的最大驱动力

任何一件事情，如果长期存在，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它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

“如果没有全运会足球，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女足队伍可能就不存在了。”北京女足主教练于允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国内大部分的队伍，是靠当地体育局做支撑的。先不说足球，就看咱们国家的许多优势项目：跳水、举重、体操——如果没有全运会了，各地方体育部门还有什么积极性？放在市场环境下谁会去看这些项目？正是因为有了全运会，这么多年各地方才能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

除了教练员，大多数运动员对全运会也总体持有正面的看法。和球迷的认知不同，许多球员对于全运会并没有排斥的心理，甚至把这项赛事当作自己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比赛之一。

在本次全运会预选赛陕西女足对阵江西女足的现场，陕西女足旧将万文婷坐在看台上观战。万文婷曾经是中国U15女足国家队的一员，曾随队夺得过南京青奥会女足项目的金牌。但由于伤病原因，她早早退役，目前在学校里教孩子们踢球。

其实，万文婷曾经也有出国踢球的梦想。但提起全运会，万文婷的态度是：“即使是国外的留洋球员，各省市需要她们回来打全运会，她们回来也是非常应该的。我觉得，代表自己的省市去征战全运会，就像中国人代表自己的国家征战奥运会一样，它是一种荣耀。”

哪怕是已经退役的球员，在自己的省市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再次披挂上阵。本次全运会资格赛里，陕西女足的6号孙海淇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甘肃人，但是陕西培养出来的球员。此前她已经结束了球员生涯，在西安的青训俱乐部：易联俱乐部担任教练。但正值全运年，陕西需要她这样经验丰富的队员带一带年轻球员，于是她再次出现在了赛场上，在中后卫位置发挥稳健。看台上，她在易联俱乐部带的几名小球员也来到现场，不停地为她助威：“孙导加油！孙导加油！”

球员们对全运会的正面看法，除了万文婷所说的“荣耀”之外，还来自于全运会给球员带来的实打实的利益。某省足球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单从女足的角度说：如果赢得全运会的金牌，一支队伍总共能拿到数千万元奖金，一名主力队员就能够分到四五十万元。而且，每支队伍基本都有一些进入编制的名额，队员们在退役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当地的体育训练中心做教练，直接转岗，无缝衔接；另外一个是拿上一大笔退役安置费（也能达到几十万元），从此告别编制，在社会上找工作。一些职业寿命长的运动员，可能代表本省市打了三、四届全运会，属于工龄较长的人员，退役时拿到的钱自然会更多。也有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岁踢完全运会就退役的，拿了退役安置费之后，再进入大学读书，对她们而言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如果某些女足球员代表本省市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退役之后不光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甚至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三八红旗手、省政协委员等身份，这是在职业联赛中很难拿到的荣誉。换句话说，大多数情况下：在全运会上获得成绩，比在女超联赛里获得成绩要更吸引人。

而在北京女足，队员分为正式运动员、协议运动员。正式运动员拥有北京户口，人数较少；协议运动员是从外地来到北京，或者是小时候在北京生活，但没有北京户口的球员。不过，如果她们能够拿到全运会的冠军，北京户口问题就有可能会得到解决。

“交流”：全运会的特殊“转会”规则

全运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相比，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态。在全运会的参赛资格方面，各省市有着一套完全不同于职业足球的“转会”规则。只不过，在全运会的世界里，这不叫“转会”，而叫“交流”。这样的“交流”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我们姑且将其叫做“友好交流”：例如2013年全运会，陕西把自己队内唯一的女足国脚刘华娜交流给了辽宁，换来了辽宁的毕晓琳等四个队员。因为陕西女足当时实力一般，在全运会上夺牌的几率很小。而辽宁女足有一定的实力，需要在个别位置上补强来获得更好的成绩。陕西用自己的一个国脚换来对方四个球员，对双方来说都是各取所需。双方只需要签好协议，在足协正常报备，就可以完成全运会参赛资格的交换。

第二种，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人才争夺”。有的时候，一名球员在全运会当中到底要代表哪个省市，是存在争议的。比如：曾经的陕西人和俱乐部，他们的1995、1997年龄段梯队里有许多重庆籍的球员，包括甘超、邓涵文、曹永竞、谭力玮等等。2012年，人和俱乐部搬离了陕西，但把梯队留了下来，代表陕西打过几届全运会。既然人和俱乐部已经不在陕西了，重庆方面自然也会希望这些孩子能够为重庆踢全运会，这就会造成人才的“争夺”。

这种情况很常见，上面所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遇到这种情况，各地方的体育管理部门会相互沟通协商，通过一些“资源互换”的方法来达成自身的目的。有的时候，这种资源的互换甚至会超出足球的范畴：例如某省在跳水方面实力更雄厚，就会把一些跳水运动员交流到别的省市去，换来对方省市某些足球运动员的参赛权。

第三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鱼死网破”。说得再通俗一些，就是“我用不上，但我也不让别人用”。例如某省在球员的培养方面在全国都位居前列，无论男女足都拥有非常丰厚的人才储备，自己用根本用不完。但他们自己挑剩下的球员，有时即使攥在手里不用，也不会交流给别的省市用。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该省份下辖的各地级市也有自己独立的足球管理部门，他们与省足球管理部门在配合上并不融洽，不愿意把自己培养的球员交到省上；第二个原因，是各个省份之间的足球管理部门没有保持良好的关系，就会出现“烂在手里也不给你”的现象。而第三个原因是最现实的：如果自己不用的球员借给了别人，这个球员反倒在别的省市打出了成绩，自己将来不好交代。

“借鸡生蛋”：利弊并存的策略

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发生过。例如2021年，陕西省在本土举办的全运会里，他们的U18男足（2003年龄段）赢得了金牌。实际上，这支球队的大部分球员都是陕西省和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合作，从海港借来的。而上海市自己的U18队伍却没能拿到冠军。

知情人士称：“在那支陕西U18男足当中，其实也有两名陕西省培养的球员：艾菲尔丁和阿布拉汗（阿布拉汗是01年龄段，按照规则作为超龄球员参加了03年龄段比赛）。而且，这两人在队里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这支队伍肯定拿不了冠军。所以，说这支队伍完全是从海港俱乐部借来的，也是不严谨的。”但即使如此说，这个冠军也并不意味着陕西在本土球员的培养方面开花结果了。

此外，由于上海女足人才济济，前锋闫颖颖很难获得机会，于2021年全运会被交流到了陕西女足。这名在上海踢不上球的球员，到了陕西很快就成为了主力，并且在那届全运会里为陕西立下了大功，最终帮助陕西拿到了一枚铜牌。

这种“借鸡生蛋”的模式也引发了球迷们的担忧：从别人那里借来队员，也能在全运会当中取得好成绩，那今后各个足球欠发达地区有样学样，用的都不是自己培养的球员，难道不会形成恶性循环吗？

某省足球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解释道：“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模式对中国足球也有不可忽视的好处。在经济发达地区，足球的发展一般都会更好，培养出的人才也更多。但全运会的参赛名额就那么多，很多孩子根本没机会去踢。而全运会对于这些选择踢球的孩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交流到别的省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机会。”

但这样下去，足球欠发达地区还会有自主培养球员的动力吗？该工作人员认为：“比如像甘肃、宁夏、青海这样的西部省份，如果你严格要求他们用本省培养的球员去踢全运会，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球员，到时候只能让校园足球的队伍去参加。他们与其他省市实力相差太大，一打资格赛就要遭遇大比分失利，长此以往，这些省份对于足球的热情和支持力度也会降低，有的甚至就不再参赛了。只有先借来其他省市的人才，在成绩上带来进步，才能带来希望。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口吃不出来一个胖子。只有先带来成绩上的进步，这些省市才会保留基地、保留足球队的建制、保留选拔人才的体系。如果每次一上去就输十几个，到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于 “借鸡生蛋”的现象，于允也没有予以完全的否定：“江苏的青训就搞得很好。北京在女足方面只有两三个地方搞得不错，而整个江苏省有8至10个地区都开展得很好，于是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一个叫周心雨的女足球员就是江苏省培养的。后来她去了重庆效力，今年又在辽宁女足踢球，把全运会资格也带到了辽宁。江苏有这么多人才，自己用不完，就可以把她们交流给别的省市去发展。因为毕竟全国一盘棋，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培养人才，让中国的女足运动有更大的发展，而不是每个省市自己培养的人才就只能自己用。”

但于允也认为，这种手段应该受到一定的制约：“我觉得可以限制交流的人数。比如一支队伍从外面引进的球员不能超过5个，剩下的必须是自己培养的，这就可以接受，你不能一口气引进20个。举个例子：除了那5个引进的队员，如果你想代表北京参加全运会，就要看看过去的四年里，你是不是都在北京注册了？是不是参加北京市组织的比赛了？你不能前三年都没注册过，全运会快开始的时候突然冒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足球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每届全运会，男女足项目的参赛年龄段经常会进行调整。例如2021年全运会，本来各个地区都认为将要设置女足U16年龄段，就着力培养了该年龄段（05/06）的球员。但到后来，这个年龄段并没有被列入参赛序列。可是，各省市培养的05/06年龄段球员并没有就此“浪费”。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辽宁的05/06年龄段女足，她们在失去了全运会参赛资格后并未解散，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建了辽宁沈北禾丰女足，去年拿到了女甲联赛的冠军，目前高居女超联赛积分榜第二位。这就是全运战略为职业联赛带来的“反哺”。

在全运会之外，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还在去年联合举办了“三大球运动会”，并计划每年举办一次。知情人士称：“三大球运动会可以把非全运年龄段的队伍吸收进去，他们即使打不了全运会，也能参加三大球运动会。这样，就不会造成各省市在足球人才培养上的浪费。而且，以后每届三大球运动会的成绩也将计入相应周期的全运会总成绩，更能激发各省市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参赛的积极性。”

“中国足球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运动”，某省足球管理部门人士表示：“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足球都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足球运动市场化程度越高，就会更趋向于公平，因为市场是有纠错能力的。但在现有的形势下，我们需要顺应形势，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来做出最为合理的选择。比如前些年的大连权健，在女足俱乐部的运营上也砸了不少钱。说是市场化，但你今年砸了一两个亿，明年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把这些女足球员害了呢？与其这样，她们还不如留在体制内，稳定地训练、比赛，退役还能拿一笔钱。”

于允则表示：“我们北京女足依托于先农坛体校。在体制内，这支队伍的吃、住、行、训练都可以得到保障，场地都是免费提供。球员的收入也比较稳定，不会像社会俱乐部一样受到母公司的影响。况且女足运动的市场化条件和男足没法比，北京女足主场上座观众人数多则两三千，少则不到一千。北京国安每场比赛都有四五万人观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这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都是如此。王妍雯告诉我，第戎男足在踢法国第三级别联赛，但他们的观众比第戎女足还要多。这就是现实。”

或许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许多体制内的女足队伍都拒绝了社会资本的进入。例如，女超联赛里有一支中下游球队，被当地足协全资控股。某社会资本曾提出要收购这支女足，为这支队伍引进国脚和世界级外援，争夺冠军。但当地足球管理部门并未同意。他们一是对对方是否能够长期投入表示怀疑；二是当地足球管理部门对于在职业联赛里争冠也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在全运会，女超只是为全运会练兵的一个平台。

男女足培养的“基本盘”

虽然对于全运会大体持肯定态度，但于允也认为，目前的赛制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这届全运会，女足设置了三个参赛年龄组：成年组、U18组、U16组。在我看来，U16这个年龄组太小了，没有必要设置，而是应当设置一个U20组。这样才是最合理、最能给中国足球留下人才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U18的队员踢完全运会，她立即就要和成年组衔接了。但现在U18的球员，能有多少在一线队获得机会的？她长时间踢不上一线队比赛，自然就选择上学去了，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如果再设置一个U20组，让球员在成长过程中有个过渡，最少能多出一半以上的队员，不至于浪费。现在你不设U20，反倒设置了一个U16组，看似是重视青训，实际又是拔苗助长，那么小就要求她们出成绩，这是本末倒置。”

对于于允的建议，其他省市有不同的看法。某地区足球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称：“于指导站在北京的角度看问题，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未必所有省市的情况都一样。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区，足球实力强，球员足球生涯的寿命也长。比如上海，他们队里有像张馨、唐佳丽这样的实力超群的老将，能连续打许多届全运会，年轻人的出场时间就会被压制，无法在一线队获得足够的机会。但如果在足球不发达地区，没有那么多有实力的球员，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所以更新换代快，年轻球员往往在18岁左右就能在一线队踢主力。所以每个不同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

在与记者的交流当中，各从业者即使观点不同，但他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让全运会的赛事变得更合理”，从未有人想过“全运会本身的存在合不合理”。关于全运会足球项目的存废问题，每个受访的足球界人士观点都非常明确：中国无论男足、女足球员的培养，其“基本盘”都在全运会。

由于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程度不够，体育行政部门在中国足球的发展当中依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运会对各省市体育部门的成绩考核，是各地方支持、支撑足球发展的源动力。一位地方体育部门的管理者说：“我可以保守地讲，至少未来20年内，全运会足球都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